马骐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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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战间期美国海军“舰队问题”演习
在至年间，时任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主导恢复了已经“告别”美海军逾70年的“舰队问题”系列演习。根据开源信息，截止年10月，这一从战间“复活”的演习已经举行了6次，演练了包括航母打击群战法战术和无人舰艇与有人操作水面舰艇的协同融合为课目的多种演习。在不久前，美海军和印太司令部又主导发起了代号为“大规模演习”/“大规模全球演习”（LSE21/LSEG21）的跨战区大规模演习。在与俄罗斯和中国进行“大国竞争”的背景下，这些行动显示了美国海军对海上战略、海战战法、作战场景和创新技术的最新设想和验证。
以大规模、实战导向的作战演习，来检验在高烈度对抗环境中的创新战法和技术，提升部队的训练水平和各级司令部的指挥控制能力，对美海军而言，可谓“旧瓶装新酒”。被“复活”的“舰队问题”演习，就是美军重回以远海作战为目标的部队建设背景中，试图“回头看”，从历史经验中寻求答案的军事逻辑的体现。本文的问题意识同样源于此——以分析作为“前世”的战间期的21次“舰队问题”演习的特征与绩效为基础，探求其对“今生”的美国海军的影响与启示。
“舰队问题”演习，溯源于年代美国海军为锻炼各兵种的海上作战能力而举行的多种大型军种综合演习。在《华盛顿海军条约》生效，条约体系成型后，成为战间期美海军开展大规模作战训练的年度行动。在自年至年的18年间，共举行21次“舰队问题”演习，在年因用于大西洋危机的舰艇资源过多，以及随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而终止。下文将根据美海军的相关研究文献与史料，简述该系列演习的基本特征、基于目标评估其绩效和影响，并简要提出其在历史经验层面对大规模海上力量建设和现代海上竞争的启示。
基本特点
“舰队问题”演习具有规模庞大、议题广泛、目标清晰等特点，涉及战间期美海军的战略、编制体制、战法战术和装备技术发展等多层面。
在战略和战区场景层面，尽管战间期美国预想未来战争的“橙色计划”设想的假想敌和战区场景广泛，但美海军主导的“舰队问题”演习却高度聚焦，始终以日本海军为主要假想敌，以太平洋战区为想定地理战区范畴，以全面高烈度海上战争作为唯一的未来战争类型而展开。作为单一军种组织的作战训练行动，相当数量的“舰队问题”都以陆海军联合作战为基本构想，充分考虑了未来战争具有的跨军种协同特征。
在想定交战海域上，演习则保持了充分的余度。每次“舰队问题”演习都设定了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想定和模拟作战区域，但不局限于特定的交战区构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每年的“橙色计划”中想定的交战区域与“舰队问题”的模拟训练区域，一般都不重合）。历年的演习均基于战间期美国的海外殖民地和领地防卫需求，覆盖的交战场景广泛，涵盖从本土太平洋沿岸到西太-中国海前沿的全部海域，但对于不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南太平洋地区则是长期忽视的。
在组织层面，“舰队问题”演习具有军种高层主导，编组指挥层级高的突出特点。在战间期负责美海军大型主力舰艇部队训练管理的美国海军舰队总司令及其司令部，负责演习的组训、指挥和评估裁定。在舰队总司令的组织下，全军力量（装备和人员）都要参与演习。在历次演习中，均有美海军舰艇规模的六分之一至六成兵力参加实战训练；作为美海军人员基干的海军军官团，每年也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员参与演习和评估的全进程。在参与兵种上，演习尤其注重海军各兵种力量（主力舰艇、潜艇、航空兵和岸基/后勤力量）的协同参与。同时，海军陆战队力量和两栖作战也常常构成演习想定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在战法战术层面，演习设置的训练内容，以海上力量的远海决战-大型舰艇编队的交战场景为主要想定交战方式，具体课目覆盖编队交战、遭遇交战、远海奔袭-突袭与反击、护航和巡航、反潜/反水雷、本土濒海防卫和反突袭等各类常见的海军兵力运用场景。不同于日本海军在战间期的演习，“舰队问题”在训练课目上并不局限于主力决战和战略计划中构想的特定战法战术的强化训练，而是把各种作战类型和交战场景通过实训传导给部队，注重舰队作战能力的全面性。
在舰队作战的各课目训练中，对指挥官和司令部机构的指挥控制的训练，始终是“舰队问题”的重点。在各年的演习中，舰队总司令和假想双方的指挥官，均强调训练舰队在实战环境下的作战编组、指挥控制、信息通信和安全保密、情报与特种作战、后勤与舰队维持等涉及作战实际需求、并只能在实际演训中锻炼和检验的关键环节。此外，随着年代美国面临的现实威胁加剧，演训内容也愈发向舰队作战的实际场景进一步延伸。在年中后期的演习中，演训周期被普遍延长，用以广泛训练舰队的远海航渡、编组、重组和供应保障维持等实战中必不可少的“过渡”环节，强化了演训的真实性和实战针对性。
在装备和技术层面，历次演习一直未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测试和展望装备发展路径，检验新兴技术的运用，并融合探索新的战法。在战间期，美海军新列装的舰艇和战机，都会在入列伊始即参加当年的“舰队问题”演习。此举既能验证新装备的运用设想和可靠性，也能让全军部队尽快感知新技术的作战性能，并嗣后针对技术运用展开广泛而深刻的评估。此外，许多演习还对尚未进入实装和成熟的装备和技术，通过设置参数等方式进行了初步的模拟验证，促使新兴技术通过逐年演训来“渗透”进海军的技术观念和组织文化中。
绩效评估及影响因素
以“舰队问题”演习为代表的军种大规模训练行动，属于在军事力量建设的宏观（军事战略与作战计划）与微观（装备技战术）之间发挥联结作用的“中层”范畴的行动。对其结论和经验进行汲取和运用的绩效，直接影响着军力建设和作战能力生成，也受到军事组织诸因素的干预。因此，对“舰队问题”的绩效评估，不仅应对照美海军在二战中所受到的实战检验，也应着眼于战间期美海军的战略、组织结构、组织文化、训练管理和技战术观念等因素，加以详尽分析。
以“舰队问题”演习对照美海军在二战中的作战史和涉及的作战场景，可得出下述结论——演习对美海军的力量建设和实战能力培养发挥了积极的正向作用。在战略层面，这一成功与演习和战间期美国的军事战略/作战计划的“耦合”密切相关。在假想敌和战区想定上，演习预设的训练课目与美国战争计划的总体方向一致，交战场景也大致耦合，并在战略层面受到战略计划的指导。然而，演习训练在实施（战区和战法）层面保持了充分的灵活性和空间余度，使部队可以相对自由地全面研究、训练和发展各类作战技能和设想。假想敌和战区范畴的聚焦，减轻了战略规划和军种训练的负担；而战略计划对部队训练的干预的节制，则为美海军在实战中遭遇“战争迷雾”时的反应和表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除却从战略层面向训练管理的“中层”的正向传导提高了演习的效能外，战间期美海军的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兵力资源运用特征，也保证了“舰队问题”的高绩效。在组织层面，与如今美海军军政军令并立、高级司令部令出多门的结构相比，美海军在战间期的军种结构十分简明——层级少、线条清晰且相对扁平。固然在军种层面，海军作战部长和舰队总司令的并立，对军种战略和建设存在消极影响；但在这种体制之下，美海军主力和新锐力量被置于于舰队总司令的统一管理之下，对保证军种核心力量的参与度和训练绩效发挥了正向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战间期美国处于相对和平和态势简明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仅需在战略实践中考量的牵制因素较少，且前沿部署对海军力量的需求也相对有限，使美海军的多数兵力都可以训练为中心任务，年复一年专心于高强度的实战训练中。而战间期美海军呈现的小规模（军种总人数在10万人左右）和精兵主义（保留主力舰艇基干人员、专精训练）特征，以及各兵种军官团出身共享水面舰艇经历的组织文化背景，使“舰队问题”不仅成为美海军年度训练的高潮和“顶点”，也使其成为海军不断验证和总结创新和研究成果的“测试场”，进而巩固和扩大了演习所发挥的正向效能。
当然，一个能长期培育作战能力和创新成果的“测试场”的建构，除却精干高效的组织效能外，还需要能够注重和汲取演习成果的体制机制的保障。在演习的计划和实施层面，历年的“舰队问题”的场景和课目设定，在内部，足以贯彻美海军高层领导人和主力部队、科研单位的设想；在外部，则是在取得决策层在军政关系（文官领导人的认同）和军种关系（陆军的认同）相对一致的前提下，以作战部长和舰队总司令的一致意见作为演习开展的基础。海军高层的认可和推动，使得演习的成果能够借由指挥链渗透到基层，使其辐射范围不局限于参与者或组训机构的范围内。
同样重要的是，在“舰队问题”演习中，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深度参与演习的想定策划、组织实施和绩效评估。此举在美海军中打通了决策层、一线部队和学术机构之间的重要节点，保证高层意志/战略计划、部队管理训练和作战研究的互动畅通。尤为重要的是，战争学院作为美海军参与制定年度“橙色计划”的重要机构，在战略计划、军种演习和海军日常管训之间发挥了桥接作用。
此外，在战法战术层面，“舰队问题”演习充分依托既有力量，广泛演练各类实战场景和作战类型。以训练战法战术和部队的战场适应能力为中心的演习课目设置，使指挥官和部队能体验和掌握作战指挥的关键环节（如复杂海情下的部队控制编组、舰队通信，情报搜集和分析，信号侦察及安保，隐蔽和欺敌等），实现在军种层面的“以演带训”，不断大规模培养具有实战意识和健全思维的军官团和基干人员，为军种的持续发展和未来战争奠定了人力基础。
同时，由于演习既不拘泥于传统装备和战法，又不单纯依托和夸大新装备和新战术的效能，因而抵消了新技术惯常带来的“技术决定论”的狂热（战间期勃兴的战略轰炸决定论和坦克-装甲力量决定论，就是这类技术狂热的绝佳体现）。相比于对新技术的依赖，美海军在“舰队问题”演习中更注重新技术和新装备在战法和作战编组和体制层面的融入。
在新型航母入列伊始，美海军就将其融入到新一年度的演习中，通过不断测试航母在大舰队中的运用方式和技战术局限，探索生成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巨大成功的航母特混编队的编成方式。将新技术融入现有合成部队体系和战法体系中，不断试验和检验适配新质的力量编成结构，并以此指导未来装备研发和改进的方向的建设路径，让美海军在装备和体制层面经受住了未来战争的考验。
最后，美海军为“舰队问题”演习适配了一整套绩效评估和经验汲取流程，直接推动了演习成果的传导。历年“舰队问题”的裁定、评估和总结，都由海军作战部长和舰队总司令亲自负责，有至多名来自陆海军的军官参与复盘和研究探讨。作为军种层次的核心训练行动，虽然“舰队问题”演习的规则制定权和裁量权握于海军高层之手，但在军种仍为各级军官留有内有充分的表达异见与研究讨论的空间。
对演习经验的汲取范畴也非常广泛，包括力量规模和建设方向、技术发展路径和舰艇性能设计、作战编成构想、后勤和舰队保障，以及指挥控制中存在的技术和体制缺陷等各个领域，均从历年的演习进程和总结中获得了可用以指导建设的教益。
通过高层级、大范围和宽领域的评估研究，每年“舰队问题”演习的反思成果可以反馈至全军，影响到下一年度美海军的建设发展和人员思维演进。由于“舰队问题”演习的频率很高（18年内举行了21次演习），且大致与美海军的年度训练周期相吻合，因此海军有充分的机会来反复验证战法战术、装备技术和体制编制的创新构想。足量的测试频次，加之美海军在战间期对新兴技术和战法的不成熟性秉持的包容态度，使航母-舰载航空兵等新质力量在这一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对嗣后的战争形态和战事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总结与启示
“舰队问题”演习时至今日已近百年。在美国作为海军强国的百年演进史中，在多数时代，其并未面临来自同等对手的严峻威胁，而且主要任务也并非是在深海大洋中展开主力决战。
从年至今，美国海军审慎地评估海上威胁并筹划大规模远海作战的时代，大致只发生在战间期和二战（在年至年对抗日本海军）、冷战中后期（在年代后期至冷战结束对抗苏联海军），以及自年至今依然在“进行时”的对抗中国和俄罗斯海上力量的“大国竞争”时代。美军拥有的与当前战略态势相关的历史经验并不算丰富。以“舰队问题”演习为代表的战间期经验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根据“舰队问题”演习的历史经验，能够提升的海上力量在对抗环境中作战能力的规划和演训，应具备哪些要素？
（1）明确的战略和假想敌、战争形态指导；
（2）尽量扩大演习和作战训练的适应面和广泛性，以培育全面作战能力为目标，勿过度受作战场景设定的局限；
（3）以适当的频度举行演习，以对基本作战原则和编组进行反复、谨慎地检验，勿因偶然成败而妄下结论；
（4）建构保证演训成果得以正向汲取和传播的畅通体制机制；
（5）对新技术和新装备保持开放态度，不否认其价值，不夸大其功效和潜力，不因一时的低绩效而废止，考虑现时条件的有限运用与未来的发展相结合；
（6）在演训中，尽量打破军兵种壁障和隔离，强调联合和融合。即使认知、组织文化和军种利益差异时常导致困难，力量建设和战法战术层面的互通仍是必要的；
（7）合理考虑可用资源，让演训的参与度和经验辐射面尽量扩大，在体制编制和日常训练管理中提高对演训成果的转化和运用；
（8）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从战略、力量建设、战法战术和技术等诸层面，充分保持体制和思维上的灵活性和开放性。
与战间期相比，当前美国的国际地位与自我认知、地缘环境与安全关切、军政关系与国内政治，以及被上述因素型塑的军事资源运用和海军体制等方面均出现重大变化。在如今，资源运用、战区和战法的选择、技术演进的路径等因素正互动影响未来的海上作战形态之时，或许我们更应该提出并尝试回答那些“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并以对历史的“已知与未知”的反思，来指导思维和体制的训练和演进。
本文根据作者在10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国家安全交叉学科平台联合主办，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海上竞争中的军事创新”研讨会发言稿增补而成。
主办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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