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曾五一：关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评价标准的思考（现文章标题为修改标题）
作者曾五一为教育部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厦门大学教授。该文根据在全国统计调查专业骨干教师培训班上所做的报告的部分内容整理。
一、问题的提出
学科评价标准是学科建设的指挥棒。评价标准的确立和实施对学科的发展乃至学校的办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评价标准制定或应用不恰当，就可能误导学科的发展方向，甚至影响学校乃至我国整个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由政府主导推动，政府投入资源支持有关优势学校和学科发展，而非由市场自然竞争的做法，本身是中国高等教育建设的一大特色。
国家“双一流”建设的总体方案提出之后，得到了我国高等学校的普遍重视。为了在新一轮的“双一流”建设中，占据有利位置，实现弯道超车。许多学校都加强了学科建设，在大力引进人才，多出高水平、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是，在建设“双一流”的热潮中也出现了一些认识偏差与误区，如不及时纠正，则势必误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方向，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很大损失。其中关于“双一流”的评价标准就是一个值得讨论和重视的问题。
个别“海鸥学者”(所谓“海鸥学者”是指并未全职回国，但又受聘在国内高校担任院长、系主任等行政职务的一些海外学者，每年只有几个月在国内，飞来飞去如海鸥一般，以区别于全职回国报效祖国的“海龟学者”。)提出：在中国高校学术型研究生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应以在海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学术评价标准。在人才培养方面，则应以培养的博士生能在世界一流大学找到教职或在国际机构找到工作作为标志。并认为这些才是衡量中国世界一流学科的“国际标准”。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必须坚持国际标准。只有采用世界公认的国际标准，才有可能得到国际承认（以下简称此标准为海鸥标准）。
上述学者的主张对一些教育部门与个别高校领导都有一定的影响。去年发生的A刊事件，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由于教育部学科评估中心在选择A刊时，没有充分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对国外主流期刊过于倾斜，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
A刊事件虽然以暂停而告一段落，但其影响仍存在，同时也表明对于学科评价标准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邱海平对本次A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对于他的观点，我并不完全赞成，但值得引起人们的深思。以下做一些介绍，供大家思考。以下“”中的文字都是邱教授的原文。
“从本次“A类期刊指标”的确定，可以看出：这种学科评估具有明显‘自我殖民化’的倾向。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也主要以西方国家的所谓核心期刊作为评价标准。没有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各个学科中的指导地位以及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
“违背学科发展的规律性，仅仅评估一级学科，完全忽视一级学科下各个二级学科之间的巨大差异。同时，由于一级学科的评估标准又存在着严重的西化倾向，这就使得许多二级学科进一步走向衰落，从而严重地妨碍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健康发展。”
“存在用期刊等级代替学术成果本身内容和质量的评估等不合理现象，从而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其负面的影响和作用。受这种评估的引导和影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存在着重论文轻专著和教材；重海外发文轻国内发文等不良倾向，其结果是产生了学界急功近利和严重西化倾向。”
“受这种评估的影响和引导，许多高校为了提高所谓的“国际化”水平，竞相刮起了一股大规模高价引进“海归”博士甚至院长的风潮。之所以大规模不惜血本引进海归博士，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海归博士相对于国内培养的“土鳖”来说，更有条件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仅此而已。”
“各高校一方面为海归博士提供了远远超出国内教师水平的高工资，另一方面又对这些海归实行合同制，以三年为期主要考核这些海归在SSCI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一是导致海归博士与一般教师之间的同工不同酬，二是导致这些海归一门心思只专注于海外发文，而不注重教学，更不注重长期的学术研究。更有一些学校，直接高薪聘请在国外有教职的人直接担任学院院长，从法理和道理上说，都是不可思议的。”
针对部分一流高校只招“海归”任教的现象，中山大学的甘阳教授指出：“我以为中国的大学改革实际正在出现一种危险的倾向。这种危险就是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实际却可能恰恰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注定只能成为三流、四流、甚至不入流的大学。出现这种危险倾向的原因在于，目前对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是相当似是而非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一些改革方案的设计从一开始就犯了方向性的错误。且让我们以一种假设情况来提出问题。以中国现在的一流大学例如北京大学为例，假如17年后，北京大学的所有教授、副教授和讲师助教都是由哈佛、耶鲁、芝加哥等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的博士所组成，而与此同时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则只能去中国本土的二流和三流大学任教，试问那时的北京大学是变成了世界一流大学，还是变成了中国的二流或三流大学？答案自然是后者。因为这种情况意味着，北京大学自己培养的博士不但没有升值，反而越来越贬值，越来越不值钱。”
针对部分高校的评价过分偏重在国外期刊发文的倾向，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指出：“我们的大学在科研上的导向，就是指挥师生在西方杂志出版文章。我们的科研成果写成英文，发表在西方杂志，而我们的工程师反而无法学习我们的最新成果，因为这些西方杂志订阅费用十分昂贵，国内少有企业订阅;而且大部分工程师很难看懂英文文章。这种愚蠢的状况不变，中国高校和科研人员都将是免费为西方打工！”
在上述评价导向下，一段时期内本人所在单位也出现不少偏差：在课程设置上，盲目照搬美国的课程设置，让所谓“八高”占去大量课时。一方面减少和压缩了不少对中国经济建设有用的课程，另一方面又要求所有课程都必须按4学分开设，造成学生上课负担过重。不考虑学生的实际英语水平，强推全英语教学。这些所谓的“改革”造成教学质量与所培养的学生水平严重下降，甚至出现了某系某一年所有博士生都不能按时毕业的现象。在科研方面，除在外刊上发表论文有所提高外，其他所有指标（包括课题、国内论文等）在全国的排名均明显下降。所幸的是：在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中明确指出我校存在办学方向的偏差后，已引起校领导的重视，目前正在整改之中。
二、“海鸥标准”错在哪里
l.将建设“双一流”与竞技体育混为一谈。
总书记最近在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海外委员和中方企业家委员时说：中国教育就是要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观者和反对派。毫无疑问，建设“双一流”必须服从这一根本目的。建设“双一流”与竞技体育不同，不是为比赛而比赛，不是按照一个原有的标准规则，同台竞技去力争第一为国争光。所谓“经济学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所有社会科学中最为国际化、现代化和规范化的学科之一，也是最有希望率先冲击世界一流的一个学科”（经济学家圈注：此为田国强所说），只是为自身争取更多资源的一种说辞。
在自然科学领域，其学术评价可能存在国际公认标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在国外高水平期刊发文作为主要乃至唯一标准。因为，按照这一标准包括屠呦呦等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都不能成为一流学者。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经济学领域，由于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其他多种原因。不同学派并不存在公认的评价标准，不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存在根本差异，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与非主流经济学之间也有不少差异。新任中宣部部长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一些西方国家对外推销以所谓普世价值为内核的思想文化，企图诱导人们以西为美，唯西是从”。坚持以在西方主流刊物上发文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不仅可能压制和排斥马克思经济学，实际上也违反了“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精神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
在社会科学领域，最重要的是所创建的理论是否能够很好地指导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是迫不及待得到所谓国际公认，更不是能否用西方学者认可的规范和语言去解释中国问题。在人文艺术领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才能真正成为一流。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将西方的（美国的）标准作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充其量只能是二流。
还应当指出：经济实务中的国际规则如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方法等，与“海鸥标准”并不是一回事。经济实务中的规则是在长期实际活动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具体规定，如果不按照国际规则办，就不能与其他国家顺利开展有关的实务交往。经济实务中的规则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将从原来的规则追随者和执行者逐步转变为规则的倡导者和制定者。而社会科学领域中不同的学术流派，有不同的学术规范、评价标准和学术偏好。按照“海鸥标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刊物作为唯一的指挥棒，唯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马首是瞻，只能永远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应声虫，不可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更不可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2.有意无意地忽视或曲解中国特色。
总书记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所指出的，“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他说，“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
建设“双一流”的前提是中国特色。以上所述的“海鸥标准”中，并未直接提到中国特色。有人在解释按照这一标准如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时说道：“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只有一个。”“运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结合中国实际，用符合现代经济学规范和国际惯用的术语与方式，来解释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的规律......而不是试图去独创另一套有别于现代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经济理论。这就是‘中国经济学’的实质内涵，也是‘中国经济学’的特色”。（经济学家圈注：此段为洪永淼所说）
显而易见，该位海鸥学者所说的“中国特色”是在肯定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唯一的经济科学的前提下，将该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或中国数据对西方模型的验证称之为中国特色。正如山西财大李宝瑜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说到底作者认为的世界一流就是用西方的语言，发表在西方的刊物上，按西方的标准，由西方学者认定的一流”。中国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是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国情，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对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涉及。因此，试图仅仅通过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中国化（这一点目前也未做到）来很好地解释这些问题，进而用于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无异于痴人说梦。
事实上，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很好地预测近年来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在苏联东欧的经济转型中也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其理论本身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也已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质疑。海归学者、清华大学文一教授曾说过一段话很值得人们深思。他说道“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時候，幸虧沒有海外華人拿著諾貝爾經濟學獎回來指導中國的經濟發展，要是那樣就糟糕透了，我們不會有今天。俄羅斯政府當年就是相信了美國的經濟學，讓哈佛大學頂級經濟學家幫它搞改革，結果搞垮了。目前還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好像也不是故意的。葉利欽的政府內閣都是一幫受西方經濟學影響很深的年輕人，自以為聰明透頂，照著美國教科書搞經濟改革。他們今天也不知道去了哪裡，有退休金沒有也不知道。”
我们不应当排斥西方经济学中一些有用的东西。但是，对此应采取“拿来主义”，绝不能对其盲目崇拜，当成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笔者认为在学习和引进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种较为可取的做法。
3.评价标准过于单一片面
我国高等学校办学的任务包括：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只提“在高水平期刊发文、培养能在世界一流高校任教的学生”，很难反映办学水平的全貌。“海鸥标准”错就错在将其作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标准”。有买椟还珠、舍本求末之嫌。为了更多地在国外所谓高水平经济学期刊上发文，提出“海鸥标准”的一些学者主张建设世界一流经济学科的重点在于：（1）、在经济研究中更多地应用数学；（2）、经济分析要从以往的定性分析为主转变为以定量分析为主；甚至提出“无计量不学术”的口号；（3）、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一些学校已定出年轻教师必须出国进修一年以上才能提教授；（4）、要力推所有专业课程的全英文教学。对用英文教学的教师给予奖励等等。应当指出：以上各点对于建设一流学科是有所帮助的，但是，不强调联系中国经济的实际提出原创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是建设一流经济学科的核心，而只是强调数学、计量和英语，难免有买椟还珠、舍本求末之嫌。
经济数学模型和计量方法对于深化经济学研究，提高研究水平无疑有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时期内还值得大力提倡。但是用数学与计量方法表述经济问题不是唯一的方式。经济研究最重要的是经济思想而不是数学公式。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经济学家的水平，更不能以运用数学和计量方法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成果质量高低的标准。例如著名的“科斯定理”在其发表之时实际上是用文字来表述的。关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未见用数学形式来表达。这并不妨碍这一理论在实践中发挥重大作用。
社会经济问题非常复杂，不少场合难以用数学模型很好地描述。特别是经济社会数据一般难以通过试验获得，其识别力比较差，因此，不少场合并不能很好地利用计量模型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另外，在将经济研究成果提交给有关领导部门和社会公众时，也必须学会用非数学的语言去说明研究的实际意义。
近年来，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现象也提出了批评。例如保罗?罗默(PaulRomer)在《美国经济评论》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数学滥用》的文章，在美国经济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产业经济评论》编辑部的编辑在一个段子里曾笑谈：现在过一半的来稿都是计量，大部分计量类稿件回答的问题可分为两类：不用计量就可以知道答案的；用了计量实际也无法知道答案的。
至于英语确实是加强国际交流必不可缺的工具，但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时代，利用人工智能软件已经可以基本实现同声翻译和无障碍的交流，根本不需要所有的经济学家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英语。
三、什么是正确的学科评价标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真理是人的思想对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因此，思想、理论、自身不能成为检验自身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正是实践，也只有实践，才能够完成检验真理的任务。科学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实践包括三大实践：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与科学实践。
评价学校和学科水平的根本标准也只能是实践。要看其在实践中是否能取得成功，或者是否能够很好地解释客观世界。
屠呦呦的成果之所以能得到高度评价是因为以她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发明的青蒿素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的生命。毛泽东的路线能在遵义会议后取得党内的主导地位是因为实践证明：只懂照搬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不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所以举世瞩目，是因为在该理论的指引下，中国近3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不容否认的巨大进步。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在《光明日报》年9月2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建设“双一流”必须形成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并就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评价体系讲了很好的意见。下面做一些介绍。
从标准本身讲，建立衡量大学办学水平的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必须坚持综合评价的原则。单一孤立的指标很难反映办学水平的全貌。从学科角度讲，学科千差万别，必须充分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和特点，避免一把尺子僵化死板。从学校的历史传承和定位讲，必须分层次、分类别对高校进行评价。”
‘’构建中国特色“双一流”的评价指标有三方面的因素值得重视：一是要把人才培养质量作为首要标准。特别强调，要把一流本科教育作为评价导向。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基础在本科。没有高质量的本科，建设一流大学就缺乏根基。二是要把产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被国内外公认的成果作为重要考量。一流大学的成果应该表现为破解世界科技前沿难题、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答解决区域行业重大理论现实问题等多种形式。三是要把形成的重大影响力作为最高评价。”
‘’构建中国的“双一流”评价体系时，可以借鉴参考国外一些通行的做法，在可比领域和具有显示度的指标上，赢得国际的认可和尊重。但是，我国的大学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色，绝不能被国外的排名指标牵着鼻子走，更不能简单套用、完全依赖。建设“双一流”不能唯国际排名论英雄、论成败，关键要构建起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并有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
笔者认为，构建上述评价体系是一项相当复杂艰巨的的系统工程。目前中国虽然已有一些民间完成的大学与学科评价和排名，但总的来看，离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学科发展规律、并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尚有较大距离，尤其是一些现有的排行榜只是公布排名，具体指标和方法不清、数据来源不明，资料未经核实、相当缺乏公信力。因此，为了完成这一系统工程，有必要由教育部牵头组织各高校各学科的专家共同研究，提出高校评价与学科评价的具体原则、办法、构建可行的“双一流”评价体系，并对社会公开具体的评价标准，同时定期发布评价的结果。引导各高校正确地进行一流学校与一流学科的建设。
作者简介：曾五一，男，年1月出生，福建省泉州人。现任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社会兼职有：教育部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社科基金统计学科组成员等。先后承担科研项目30多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5项。发表论文多篇，出版著作30多本。教学科研成果获省部级以上政府奖励48项，其中包括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全国高校优秀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国家社科基金文库成果1项、国家级精品课程1项、国家级精品教材1项、全国统计优秀成果一等奖2项。主持的《统计学》课程先后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与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先后获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等奖励，入选第三届中国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和福建省第四届杰出人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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