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十七日，浙江工业大学莫干山校区内，毕业生们正在参加当日举行的小型线下“大化类”（化工、生物、医药、材料、环境等）专场招聘会。

“按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关要求，经研究决定推迟统一笔试，具体举办时间另行通知……”求职进入第7个月，王莉励默默在备忘录上把这场考试的安排划掉。

年春夏，对于包括王莉励在内的大多数应届大学毕业生而言，“考试的不确定性”与“签约期限的紧迫性”正呈现出两面包夹之势。没有太多招聘会现场的摩肩接踵，一个人在电脑前刷新状态，似乎多了些“孤立无援”的感觉。

统计数据显示，年我国应届大学毕业生首次突破千万大关，达到了万人，同比增加万，规模和增量均创历史新高。 　　

年5月，教育部开启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活动，以期通过一系列专项行动为应届毕业生“支招”。在过去1个多月里，记者跟随数位不同城市、不同学历背景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同经历了这场求职“冲刺”战，记录下了他们在疫情中“启航”，以平常心“入海”的心路历程。

千万关头迎“难”上

“当前，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受国际疫情影响，返回国内就业的海外留学生也不断增加，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整体来看严峻复杂……”对于类似的新闻推送，中国人民大学届硕士毕业生徐一曼和身边的人好像已经有了“群体免疫”。

“有心理准备，今年会格外难。”

徐一曼选择毕业后在家乡广东就业，从年11月至年1月，她已经先后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深圳市公务员考试和广东省选调生考试，均未能入选。最近一次和记者交流时，徐一曼刚刚通过几轮筛选拿到了深圳一所高中教师岗位的录用通知，能从一个区报名的几千人中“突围”，她感到庆幸。

“我的想法没变过，真的就只是想考个编。”徐一曼说，这是对当下形势的理性判断，一是希望离家近一些，二是觉得更加稳定。她听说有同学签了互联网公司，定下了35岁前把钱赚够的目标，“这么强的紧迫感并不是我想要的。”

徐一曼的想法，在这届大学毕业生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年4月底，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上海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哔哩哔哩公共政策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青年网民社会心态调查报告（-）》。报告认为，目前青年网民对体制外工作更倾向正面态度，但在就业选择中，倾向体制内工作的比例更高；00后较90后更倾向体制内工作；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对青年网民的吸引力仍然处于上升阶段。

“疫情让一些单位不得不暂缓招聘计划。推迟的考试往往没有确定日期，一些考试从去年12月延迟到了今年3、4月，遇到新一轮疫情可能会再度延迟。”徐一曼说，应届毕业生等不起，一线城市总是有更多机会。考编，或许是当下尽快“上岸”相对保险且体面的方式。

经历了多次应聘考试推迟，浙江农林大学届本科生李弘音决定另寻他路。“到了求职阶段，一直保持高强度备考状态真的很难。”

对李弘音来说，放弃公务员考试有终止“沉没成本”的意味。“无限”等待令人心累，打击积极性不说，影响就业进展是关键。考虑到当下形势，退而求其次是无奈之举，但谁知道下一颗巧克力会是什么口味呢？新的赛道可能有新的机会。

年春节前夕，李弘音开始在一家生产液晶面板的企业实习，大部分实习内容都是“线上”完成的——每天上班时间一到，打开电脑打卡，然后开始工作。线上互选节省了时间精力，但也导致了双方无法真正深入了解以达适配，“毕竟工作环境也是影响就职体验感的因素之一，疫情之下，只能适应。”

5月初，李弘音顺利获得上述企业的录用，但她内心却依然忐忑。在目睹很多企业因为疫情停工停产甚至被迫减员的情况后，李弘音坦言，毕业后在哪里工作依然存有变数。

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变数，在国家多次研究部署基础上，多部门纷纷出台政策，通过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促创新创业带就业，抓重点群体稳就业。各高校也在千方百计拓展毕业生的就业岗位总量，学校书记、校长带头走访重点合作企业，为毕业生挖掘更多岗位资源。同时，全面开展“一人一档”“一生一策”等精准帮扶工作。

“学生们知道，尽管最终还是要靠自己，但他们并不是孤立无援。”浙江工业大学学工部副部长施祺方说。

跳出“幸存者偏差”

与“过来人”交流，听“上岸者”宣讲，这届毕业生似乎没那么容易被“说服”。

“几乎身边每个人都准备过选调生考试，有的寝室全员备考，大家对相关宣讲会的热情度格外高，只不过考上的人宣讲可能制造‘幸存者偏差’，其实‘上岸’比例并不高。”浙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史以晴说。

她告诉记者，自己会同“幸存者偏差”和平共处，择业时，她偏向更加听从自己的兴趣，通过有限的信息和自己的感受去做决定，愿意多去尝试。“我更希望有一套自己‘主观’的标准，而不是社会上‘客观’的标准。”

至于出国留学，无论是从海外疫情还是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都已经不是本届毕业生的上上选了。

“疫情之前，一个本科年级个人几乎有一半都想出国深造，而现在只有10人左右做这方面准备。”史以晴感觉到曾经出路多元的同学们现在都来“同一条小路上赛跑”，“大家选择变少了，那路肯定是会更难走的”。

考研，暂缓出击？可能是另一种“幸存者偏差”。

年12月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国报考人数为万，而这一数字在年才刚刚突破万关口。

尽管身边有不少长辈、前辈建议自己考研，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应届毕业生岳翔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备战研究生考试的紧张程度毫不逊色于求职，而对于考研落榜生来说，就业形势只会更加严峻。

5月13日，记者打开多名毕业生提到的“应届生求职网”论坛，自动跳出的讨论话题是一名大四学生的经历：“春节前拿到一个offer，但是我惦记着考研，妈妈说不考研就和我断绝关系，于是我拒了offer。但没想到赶上了考研人数最多的一年，分数也水涨船高，最后以5分之差落选……”

岳翔说，如果陷入了“幸存者偏差”，那么很多考研人最终都会沦为“陪考人”。“其实秋招时各大公司岗位剩余还是充分的，竞争对手少一些。但到了春招，之前考研失利的同学都涌去找工作，导致人多名额少。”

大多数学生们都有着清醒的认知，今年的就业难是多种因素叠加造成的。毕业生总量增加、经济增速趋缓、疫情多点散发、国际局势变化等，市场性岗位萎缩，政策性岗位总量有限……即便是前几年就业形势颇为利好的互联网企业，今年也是较难的一年。

但仍有不少毕业生选择再“挣扎”一下，忠实于自己的梦想。

“求职过程中有很多矛盾需要解决，但一直没有放下自主创业的想法。”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专业研三学生涂帅，曾拿过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在个人简历中，他坚持保留了“探索未知、敢闯会创”这样的表述。“99%的大学生创业者都失败了，但很多人并不知道还有下半句，那就是这些人后来在其他领域都成功了。”

“在疫情之下成长起来的这届孩子，更想得开，也更愿意相信自己。经过学长学姐、亲友和社会新闻的信息反馈，会更追求稳定，但就业的主动性也更强了。不太会纠结于专业的匹配度，更倾向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和价值实现。”浙江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研究生毕业班辅导员张捷说。

作为毕业班的辅导员，张捷会周期性地去了解学生们的诉求，研判他们对自身和形势的判断是否客观，激励他们从“跳一步就可以够得着的目标”开始努力，帮助他们平复激烈竞争带来的情绪起伏。

“今年就业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缓解学生心态上的困难。”清华大学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张超说，当前形势下，学校一方面要提供更多就业资源，另一方面要 　　（文中部分学生姓名为化名）

（新华每日电讯）